Labubu之热意味着“娃圈文化”的广泛流行,映射出青年亚文化实践的新样态。在“娃圈文化”中,玩偶娃娃作为中介物,是青年进行社会交往、缓解压力、表达自我个性、获得快感的载体。基于此,青年“娃圈文化”呈现出符号主导、心灵慰藉、价值投射、游戏参与等多元表征。“娃圈文化”的流行是社会加速发展、主体身份焦虑、资本逻辑宰制和明星效应催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文化样态深刻触及了当代青年群体的成长议题,应通过重建附近、链接价值、规制资本、理性祛魅等引导策略,推动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具身转向,促进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发展,营造娃圈经济有序发展的市场环境,激发主体建构韧性自我的内在动力,从而助力青年群体健康成长。
二战后,香港逐渐发展为延安文艺思想对外传播的中转枢纽。香港进步文人致力于推广延安文艺精神,且将之应用于香港文艺的重塑上,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命题“文艺大众化”被确立为粤语电影改造的核心目标。基于地域文化语境差异,延安文艺经验在香港遭遇了在地化改写,进步影人不仅重构了“大众”概念,还重新设计了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大众”转化路径,并对香港民间形式与风格进行创造性阐释,以适应“文艺大众化”的话语框架。香港进步影人对粤语电影的“大众化”改造,不仅反映延安文艺思想跨地域传播的复杂面相,也预示战后香港电影将发展出基于本土语境的独特左派电影美学。
数字技术时代,电影声音理论正从媒介本体论转向技术现象学考察,进而在“技术—身体—环境”的交互系统中重新定位电影本体。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声音设计、听觉感知机制及其与影像的关系,推动了电影叙事与创作模式的革新。数字音频技术通过具身性重构突破传统声画关系,改写叙事法则,具有重要的理论突破意义。在技术飞速迭代且深度介入艺术创作的语境下,电影理论亟需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反思的张力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如何在技术赋能与艺术本体的对话中保持理论自觉,并探寻二者间的平衡路径,对把握数字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及未来趋向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以中国脱贫故事对外传播的媒介生态为研究对象,聚焦其系统性困境及破解策略。在全球传播场域中,中国脱贫故事对外传播的叙事实践面临四重相互交织的结构性困境:技术维度上,算法壁垒与基础设施垄断的双重作用,直接限制内容触达的广度与深度;媒介维度上,传统媒体权威消解与数字媒体视觉主导形成叙事冲突,导致传播效能衰减;文化维度上,中西价值体系差异引发符号转译的意义损耗,加剧认知偏差;社会结构维度上,国际权力失衡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合谋,进一步强化传播排斥。针对上述困境,需要构建四维协同破解策略:依托技术革新突破传播垄断,强化自主可控技术研发与多元渠道建设;通过多模态协同叙事体系整合媒介资源,实现传统媒体深度叙事与数字媒体扩散能力的功能互补;借助文化共情机制促进价值对话,在挖掘中西共性价值的同时尊重文化差异;重构包容性全球传播场域,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变革与多元话语共生。研究不仅为中国脱贫经验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实践方案,更可为全球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注入东方视角。
全球传播的演进史,也是媒介技术从幕后走向前台的历史。当前,地缘竞争已深度技术意识形态化:媒介基础设施重构着国际秩序的基础,而超级平台与人工智能则剧烈扰动全球传播生态,其核心正是一种以技术为内核的新型认知战逻辑。时至今日,媒介技术本身已成为数字主权争夺的“元装置”,这标志着全球传播的终极战场,已从意义博弈转向技术征服。学界亟须将媒介技术视作全球传播权力网络的核心,以新视野重思全球传播生态变迁。而就我国的国际传播而言,也应当通过持续的投入和引领数智技术创新,形成国际传播连续性和持久性,将数智媒介的技术优势真正转化为我国国际传播的传播韧性。
加速社会导致的情感困境催生了当代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强烈心理需求,以Labubu为代表的盲盒潮玩成为年轻人情绪价值供给的新载体。从情动理论出发,采用深度访谈法探究当代青年追逐盲盒潮玩的情感补偿机制。研究发现:Labubu以“婴儿图式”萌幼特征、缺陷美学设计、“未完成”叙事张力和博弈式互动策略,激活玩家情感活力并捕获其喜爱之心。Labubu与玩家的深层次情感联结建立于替身化情绪展演、稳定情感陪伴与精神“另我”归属,以及圈层共谋治愈的情感补偿功能体系当中。情感补偿的背后是主体意识的苏醒,“我是意义的主人”的感知是个体获得自我修复的根源所在。Labubu可参与的情感共建性使之成为一时的情感“急救包”,它将在玩家持续调试情感供给方式与情感释放出口的潮流中被新的情绪物取代。
从“肥猫”事件到天价耳环事件,舆论审判者以探寻真相之名鼓动网友对新闻当事人进行调查与监视。看似公正无私的网络监督,其本质却是基于个体化立场,监视他者行动的越界言行。不同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致力于窥探被监视群体全貌的“全景敞视”,此种监视多由个体发起、集体响应,主要通过放大并批判被监视个体的生活细节以对其实施规训与惩罚。本研究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独景窥视”理论解读网络舆论审判事件中监视权力生成的基本路径以及证据档案的写作策略,勾画出“独景窥视”的权力关系结构,并基于对“独景窥视”的乐观主义意味的反思,批判网络舆论审判中监视行为的压迫性本质及其自增殖危害。
“异化”与“转场”已成为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批评的重要症候。新媒体技术作为“场域重构的催化剂”,促成了影视批评空间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影视批评不再是传统审美场域的专属主体,同时也成为了社交场域的情绪输出文本、市场场域的营销物料和媒介场域的流量载体。直面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批评生产背后的多重场域交互以及复杂运作逻辑,是动态把握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批评现状、重构影视批评美学场域的起点。
尤西·帕里卡的媒介生态思想为学界重思媒介生态学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媒介地质”与“昆虫媒介”是帕里卡发展媒介生态思想的两大理论命题。在讨论媒介地质时,帕里卡通过生态物质性考古重思并拆解了媒介;通过生态性危机叙事将“媒介自然”与“政治经济”进行了交织;通过审视微观的时间性,并借助深层时间,以“从地面向上”和“从地面向下”的姿态分别补写了两段缺失的现代技术媒介史。在探讨昆虫媒介时,帕里卡强调,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与跨物种生物之间的共通性,因为双方共有的感知性本能是帮助人类超越功利性媒介仿生学的重要前提,也是人类以昆虫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模式为参考原则的认知基础。对于这两大理论命题的聚焦使帕里卡的媒介生态思想偏向于“自然生态的媒介化”,而“媒介化的自然生态”或许是未来进一步丰富其思想的可行方向。
2025年TikTok美国用户集体涌入小红书事件,是一次海外用户规模化跨国平台迁徙现象。研究从这一案例切入,以“数字共通”为理论视角,对相关用户发布内容进行BERTopic模型分析,发现其核心主题聚焦于友好互动、情绪宣泄与建缘实践三个方面,并分别对应着空间共享、情感共鸣、关系共通三种底层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总结出中文平台国际传播的三类进路:以“AI翻译+语言数据库+用户反馈”为核心的“文化翻译器”,集消极情绪干预机制与正面情绪传导机制于一体的“情绪监测仪”,和以认知对齐为出发点,通过互惠性、精准化的互动规则构建起的“社群培养皿”。研究提出“全球数字共通”概念,用以突出数字交往的全球传播情境,并明晰元理论的共享、共鸣、共通范畴,以及强化“数字共通”理论的现实感与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