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传播革命已超出常规科学的“解谜”范畴,新闻传播学亟须从范式修补转向范式转移。本文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等思潮的基础上,指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将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机共生主义。在人机共生主义范式之下,新闻传播学的本体论将新闻传播活动视为由人类主体和技术主体共同构成的意义生产和交换过程,强调人与技术构成“和而不同”的共生体;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论主张认知主体从“人类单一认知主体”演变为“人机复合认知主体”,认知客体从“人类传播行为”拓展为“多元混合现实”,真理标准从“单一实践检验”发展为“实践+计算复合检验”;新闻传播学的方法论也从人类主导的方法论变为人机协同的方法论,包括人机协同的数据采集、观察测量和数据分析。人机共生主义范式的提出,不仅对新闻传播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对于传播生态的整体跃迁和社会系统的更新再造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由数字鸿沟引致的知识差距已成为制约城乡融合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多智能体计算实验模型,模拟城乡互动对弥合知识鸿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乡互动能够显著缩小城乡知识差距,其中乡村精英与城市志愿者的作用尤为突出,而务工人员的影响相对有限。研究进一步表明,城乡互动在初期可能加剧乡村内部知识分配的不均衡,但随着时间推移,整体趋于均衡。基于计算结果,本文提出应激活社会网络节点的传导功能,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开放、异质、互通的城乡互动网络体系,以推动数字赋能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滤镜对影像生产的介入,早已超越了单纯技术工具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视觉文化的修辞装置。在后影像时代所彰显的数字化/虚拟化语境中,滤镜修辞中的“美化”“祛瑕”“质感”“风格化”等策略不仅重塑着观众的视觉审美经验,更深刻影响着影视剧演员的身份建构与表演逻辑。但实际上,在滤镜修辞所营造的乌托邦里,影视剧演员主体性、表演真实性等都将在技术理性中异化。尤其是在影视工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与算法审美泛化的当下,这种异化现象更趋复杂。因此,呼吁影视演员在滤镜控制中重拾人的尺度及其背后的人文价值,尝试在批判性反思中寻找可能的审美救赎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许幸之是中国早期艺术教育的践行者之一。其教育思想经过中华艺大、华中鲁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三个关键阶段的发展,在美术、戏剧、电影三种艺术媒介基础上形成了兼合互文的教育观。通过对许幸之现存手稿的考察,能发现他秉持着“跨媒介艺术融合”“应用实践教学法”与“比较研究方法论”的综合教学理念。许幸之电影教育观念不仅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电影教学对域外理论的批判性吸收,还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以及实践与人才培养的动态平衡,为中国早期艺术教育的体系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史学视角。
AI系统的性别偏见易侵蚀个体的性别平等认知框架,并可能危及社会智能转型进程中的公正价值体系建设。基于“压力源—紧张—结果”(SSO)模型,通过423份有效问卷样本,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考察了AI性别偏见感知对个体智能应对行为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结果显示,AI性别偏见感知正向预测个体的积极(解决和求助)以及消极(忍耐和中辍)智能应对行为,且AI社会技术盲目性焦虑在AI性别偏见感知与智能应对行为的关系间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AI自我效能感分别在AI社会技术盲目性焦虑与解决和忍耐行为的关系间存在调节作用。多群组分析显示,相较于男性组,女性组的AI性别偏见与求助和中辍行为不存在显著关系,且AI自我效能感在AI社会技术盲目性焦虑与中辍行为的关系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自我的认知与塑造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流行于青年群体的MBTI人格测试工具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自我叙事模式,延伸出新的社交话语形态。本文基于符号叙述学理论,探究当代青年群体基于MBTI的符号自我叙事与圈群社交方式。当代青年群体通过MBTI塑造符号自我观念,以异符区隔与同符归类的叙事形式进行自我概括和类属划分,建立起自我认知的群体边界;MBTI提供了社会连接的语义情境、群体认同的叙事身份及情感资源,青年群体经由共同经验产生的行为理解与情绪共振实现“圈群社交”,以共符理解、问题外化和隐私接纳的形式展开叙事疗愈。MBTI是一种以“型文本执着”为文化表征,具有参与感、过程性的“自我的游戏”,映射出当代青年群体对存在与身份意义的追问与哲思。
本研究聚焦生成式AI驱动下游戏的互动叙事,围绕虚拟情境与真实情感体验之间的张力,系统分析结构性情感交互构建的过程机制,揭示其审美价值生成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重点探讨生成式游戏叙事模式如何突破传统预设结构情感疏离的挑战,从而实现兼具沉浸感与归属感的独特玩家情感体验。结合互动叙事理论、情感计算与后人类美学视角,提出“结构性情感构建”模型,并通过AI生成互动游戏案例分析验证其适用性与特征。
本研究提出将田野调查作为国际传播效能评估的核心反思方法。通过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研究者能以“在地”视角获取一手资料,洞察地方性知识的内在逻辑,检验传播效能的真实落地。研究基于跨国田野调查实践构建了包含“时效需求”“内容深度”与“概念互通”的三维评估框架,分别从传播热点、文化共鸣与认知差异等层面,系统考察了中国故事在对象国的接受过程与转化效果。田野调查所带来的知识增量,能够有效弥补现有评估体系的短板,为优化精准传播策略、构建更具主体性的中国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参考。
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程中,如何取得良好传播效果、提升传播效能是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基础设施自主性不足、内容生产分发模式滞后、效果评估体系亟待建设等难题,加之数字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智能技术的新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我国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在数智技术深度塑造社会交往形态的背景下,媒介化交往改变着国际传播的逻辑、关系与生态。本文以媒介化交往为分析视角,通过对传统效果观的批判性反思,认为应超越大众传播的效果范式,迈向“以交往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效果观,从而打破传统主客二元分野叙事,建立长期综合的效果评估取向,以契合多元、交织、共生的新型国际传播关系形态。关于效果问题的深入反思,可以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以及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参照。